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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香港股灾
1972年，借着中美会谈，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中(西)德建交、中英关系改善的国际大背景，香港股市万马奔腾，高潮迭起。1973年，越南战争停火，港府宣布兴建地铁，各公司相继派息并大送红利，加之西方金融继续动荡，香港股市更加狂热，宛若遍地黄金。1969年至1972年短短4年，恒生指数最高猛升7倍，成交量狂飚16倍。在“只要股票不要钞票”的观念刺激下，香港市民一窝蜂抢购股票，一路高歌的股价远远脱离了公司的实际盈利水平，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制度上的创新和变革都被忽略了，行情过急、过剧、过滥的膨胀与扩张，终于乐极生悲，酿成股灾。
从1973年3月至9月中旬，恒生指数从1700多点跌至500多点，一些炙手可热的蓝筹股，最低限度跌去了七成半，次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西德、日本猝不及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股市一泻千里，恒生指数在上年狂跌75%之后再跌60%。
影响
1973年香港股灾是香港股票普及化后第一次股灾，亦是香港股市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灾，数以万计的市民因此而破产，甚至自杀，一些炙手可热的蓝筹股，最低限度跌去了七成半，次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西德、日本猝不及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股市一泻千里，恒生指数在上年狂跌75%之后再跌60%！为冷却股市，曾出动到消防员以消防条例禁止股民进入华人行买卖股票，即所谓的“消防员到交易所救火”。同时市场出现一些如“鱼翅捞饭”、股民辞工全职炒股、“鲍鱼煲粥”、“用老鼠斑制鱼蛋”、“用大牛(港币500元钞票)点烟”等疯狂现象，而牛奶收购战进入高潮，置地利用股民对股市知识缺乏，宣布一送五红股，当年股民没有“除息”、“除权”的概念，不知送红股实乃数字游戏，争相抢购，加上当年股票过户需时，冻结大量置地股份造成市场假象，曾经由12元，炒至历史新高67元。当置地除权时股价调整至六份之一，再加上市场出现假冒合和实业股票，担心所持股票成为废纸引起市场恐慌。4月4日税务局突然在各大报章刊登“买卖股票之盈利须纳资本增值税”，人心更加不安。
踏入1974年中东发生石油危机，香港实施灯火管制，和记洋行受到股灾波及，由高点44元，下跌至1元多，1975年9月，和记国际召开股东大会，董事局要求股东供股以解除公司的财政危机，但被汇丰银行所代表的股东所否决，而债权人则正循法律途径要求清盘。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董事局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的建议，由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收购和记国际33.65%控股权，汇丰银行成为和记国际的大股东，由“公司医生”的韦理(W. R. A. Wyllie)入主整顿。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下跌至150.11，跌幅达91.54%，只及1969年时的水平，而1774.96的高位则要待1981年7月17日的1810才略为打破，其后再跌回其下，要待1986年四会合并及推出恒生指数期货及引入外资经纪行才正式站稳其上。不料翌年再爆发股灾，恒指于1987年10月19日和26日共急33.33%，复见1894点，最后要到1990年打破4000点以及于1993年12月穿破10000点才稳定上升至1997年的16000点之上。
监管措施
港英立法局在1974年通过了《1974年证券条例》、《1974年保障投资者条例》。同年4月及8月，香港先后成立了证券登记公司总会、证券交易所赔偿基金，期待以此拨乱反正，恢复市场秩序。
1987年全球股灾
1987年香港股灾是1987年10月期间，由纽约华尔街引发的全球股灾，导致香港股市下跌的事件。恒生指数在这次股灾一共跌了四成。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的政治前景转趋稳定，楼市及股市在1985年至1987年中节节上升。但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然大幅下跌。亚洲股市在随后的星期一(10月19日)出现恐慌性抛售，香港恒生指数在当日下跌超过400点。
影响：
美股暴跌之后，第二天星期二港股就紧急休市了。10月20日早晨香港联合交易所董事局宣布停市4天(10月20-23日)。结果大批期货经纪不能履约。24日银行公会宣布减息，希望能够使投资者恢复信心。25日晚财政司宣布以期货市场的主要经纪商及香港期货公司股东提供的10亿港元，加上外汇基金中提取的10亿共计20亿港元，作为备用贷款，支持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拯救期货市场。10月26日开市，即出现了猛烈抛盘，当天恒生指数大跌1120.70点，以2395点收市，跌幅达33%。恒生指数期货10月合约大跌1554点，创历史跌幅最大记录。27日财政司宣布由外汇基金拨款10亿港元，连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再贷款10亿港元共20亿港元备用贷款，并发动香港大财团联手救市，才勉强保证市场生存。在这次袭击全球的股灾中，惟独香港停市四天，严重损害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很多投资者爆仓出场，更为严重的是极大打击了海外基金对香港市场投资的信心，使股市、期货市场长期低迷。此次大动荡暴露了香港不少问题。
监管措施：经历87年股灾后，当时的港英委任金融专家戴维森全面检讨本港证券业未来发展蓝图，戴维森在其报告书指出，本港需要建立强势的证监会，令本港证券业以三层监管架构运作，以加强市场监管。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月，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
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伴；
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影响
香港当局更是未雨绸缪，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正在英国访问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离开伦敦前强调，特区有极大的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财政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一起会见传媒，重申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选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希望香港民众稍安勿躁，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香港总商会发表文告声明支持联系汇率制度，并呼吁金融市场中人冷静思考，重新检视香港经济根基，从而稳定市场。曾荫权在一次投资会议上说：“我要重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货币制度或我们同美元的关系，拿港元投机而丧命的只有投机商。”
监管措施：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港股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主要是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讯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也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令红筹、国企喘定并作反弹。加上祖国内地减息亦成大市上扬的题材，这些因素令恒指急速反弹。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告一段落。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大加赞扬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及其同僚把这次危机处理得“实在值得赞赏”。这场较量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难取胜而告终，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它迫使更多的人去思考。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于公开表示，港府将尽快进行内部检讨，并约晤学者和商界人士，总结这次金融风潮，寻找更好反击之法，以防范港币再受到外汇投机的狙击。
2003年SARS(非典)
当时，香港正在奋力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缓慢地从“谷底”爬升。但2003年春节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正在复苏的香港经济陷入了新的困境。2003年，香港经济出现波动，年初曾一度出现较好发展势头，第一季度GDP增长4.5%，但很快因受SARS疫情冲击，经济形势出现逆转，第二季度GDP衰退0.5%。港股市持续低迷，恒生指数跌至8000点左右的低点。5月份底开始，香港股市在美国与周边地区股市普遍上扬的大势下，开始走出低谷，6月18日冲破万点大并，从谷底反弹20%左右。然而受香港政治社会动荡的冲击，港股在7月1日大跃550点，跌幅超过5.5%。
影响
在非典的特殊情况下，香港特区除对病毒采取了科学、严格、有效的紧急防御措施外，还从善如流、深思熟虑，在病魔仍然猖獗的4月下旬及时推出了八项救市措施，涉及金额约118亿港元。措施既着眼于解决短期之困，又考虑长远，推出各项宽减措施切实降低市民负担和企业经营成本。
此外，的担保为重灾行业提供了用于支付雇员工资的营运资本，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企业大量倒闭现象和裁员潮。
监管措施：当非典新发案例降到个位数时，特区又迅速成立了“振兴经济专责小组”，制定了“推广香港和振兴经济的计划”，并专门预留了10亿港元作为对外推介宣传之用。中央出台多项支持香港经济的政策，除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外，放宽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人流、物流与资金流等限制，外资开始大举进入香港，港股再度上扬，10月15日以12056点收盘，这是自2001年8月以来首次回到12000点；11月到12月中旬进一步上升到12500点左右。
2007年港股直通车推迟后大跌
2007年初，香港道富投资一直在游说中央，要求允许中国内地投资者投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海外资产，从而使香港既成为一个投资流出渠道，也成为投资目的地。港股直通车这一政策最初的设想来源于天津滨海新区与中银国际的业务交流，双方提出由中国银行开办这一业务。作为国家对滨海新区诸项优惠政策中在资本项目下的特殊政策，这一方案上报国务院后获得了批复。
监管措施：
2007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拟推出的个人投资港股业务。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宣布了“港股直通车”计划(through-train)，立刻引发香港股市大涨。香港股票直通车，令香港恒生指数在短短两个月内由8月中的不足20000点，升至10月30日的31958点的历史新高。2007年11月，温家宝暗示港股直通车还需时间落实 。中央无限期推迟“港股直通车”。 11月5日﹐大跌1526点﹐“港股创单日最大跌幅﹐尤其中资股跌幅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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